武汉封城自1月23日至今已经14天了。14天正是一个潜伏周期。一方面电视中不断出现好消息（全国援汉物资源源不断到达武汉；党中央已就抗击疫情召开了三次专题会议，并作出重大部署；武汉防疫指挥部发布10号令，要求征用宾馆等社会场所对“四类人员”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武汉市新建火神山医院开始收治病人，雷神山近日即可交付使用；2月3日晚武汉市连夜建了洪山体育馆、武汉客厅、武汉国际会展中心三处“方舱医院”；2月4日，武汉市各区指挥部再拟在汉阳、江岸、硚口、洪山、武汉开发区、东湖高新区、江夏区、黄陂区等再建8座“方舱医院”用于收治轻症患者……），另一方面，居住小区和身边同事的亲友都出现确诊病例，给人病毒的脚步离自己似乎越来越近的感觉。

在安慰同事、亲友的过程中，同事问：事件从发生到今天不断升级蔓延，源头在哪里？何时能结束？是啊，源头在哪里？如何阻断病毒继续传播而使这场战役早日胜利结束？以救火的操作原则，政府必须转换当前的工作思路，在继续创造一切条件及时收治已经感染的人群，把工作做细的同时，把工作重点放到动员一切力量做好控制健康人群的再流动上。这是现阶段彻底阻断病毒进一步传染的唯一途径。原因如下：

第一，病毒传染方式，是否变异依然不全掌握。按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防护指南》的总结，病毒传播方式主要有三种，即飞沫传播、气溶胶传播、接触传播。但这些传播方式多是对武汉市初期感染者，以及武汉市外各地的感染者的感染轨迹进行的粗略总结，湖北省、武汉市内的所有感染者的生活轨迹并没有得以全部梳理分析。从已有得出的分析看，病毒传染方式实际在不断突破专家和普通人对这个问题的认知。病毒是否在传播中发生变异也依然尚未可知。不控制健康人群再流动，就无法杜绝他们再被感染。

第二，潜在感染者依然不明。尽管武汉市封城已经14天了，武汉市外的各地也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半封城措施，但传染链上的A、B、C、D依然并不清晰。目前第一代的A、C、D似乎已基本显现，但由于病毒传播方式的不全掌握、社会保障物资供应问题、医疗救助人和物的严重短缺等问题，第一代的B并没有通过封城和半封城措施而被全部找出来。不但如此，武汉市及其周边城市的医疗物资严重不足，以及不合理分配导致的第一代A、C、D也没有全部得以及时全员集中隔离和收治，而又制造了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A、B、C、D。正是这种情况造成了今天继续扩大蔓延之势。不控制健康人群再流动，就很难找出潜在的感染者。

第三，武汉市、湖北省乃至全国的医疗救助人、财、物很难打持久战。以武汉为例，按照武汉市市长的说法，封城之时，武汉市内人口900万。截止2月6日11时，全国确诊人数累计28064例（武汉市10117例），疑似病例24702例（武汉市没有数据），死亡564例（武汉市414例），治愈1191例（武汉市422例）。按照武汉市占比约一半的比例计算，武汉市确诊和累计的病例2万多例以上，再加上武汉市的密切接触者尚未做完全梳理统计。作为千万级大都市的武汉市的医疗资源人员正常情况下是相对充足的，但在封城伊始即出现了不足的情况。目前尽管有全国医疗队伍的大力支援，依然无法做到对“四类人员”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目前，武汉市的疫情依然在快速增长，外省市也在快速增加。试想，这种趋势下，武汉市的医疗救助系统，湖北省的，乃至全国的医疗救助系统还能撑多久呢？只有控制人口健康人群流动，才能逐渐降低病毒传染速度，从而逐渐减小对医疗救助体系对医护人员、资金、物资的需求。

第四，湖北省外的人员陆续流动正在增加进一步蔓延的风险。2月3日后，湖北省外的全国各地虽然采取弹性上班和复工时间安排，但终究是人口再次流动了起来。这段时间，全国各地的病毒蔓延并不是停止了，而是3日后的每天依然在出现新的感染者。这些新的感染者是否都是一直呆在家中，还是离家到工作地后才发现的？目前没有看到这样的细致梳理报道。如果是后者，那么就意味着新的感染者离家回工作地的过程就是播撒病毒的过程，必然会导致湖北省省外的新一波疫情爆发。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现有已经呈现疲态的全国医疗救治系统更加困难。只有控制健康人口流动，才会降低病毒进一步全国蔓延的风险。

第五，长期封城后的人员心理恐慌正在积蓄。春节本是居家团聚的日子，一般家庭都会做一些应对市场关闭的物资储备，因此，封城之初给人带来的恐慌情绪是很小的。但伴随一天天过去，疫情的蔓延趋势依然没有改变迹象，家中物资储备日益减少，不出门的社会后勤物资保障服务几乎为零，身边出现感染者的频率增多等情况的叠加，人们恐慌情绪增加是必然的。只有控制健康人口流动，才会使恐慌的人们看到早日结束的希望，从而缓解恐慌。

五方面原因是一个彼此相互作用的叠加机制。 基于此，当前控制健康人口再流动应从以下五个方面考虑：

首先，生活物资采用战时配给制。这是疫情严重地区当前控制健康人群再流动应该做的首要工作。

以武汉为例，经过14天的封城，绝大部分家庭都必须有人出门采买生活物资了。在当前武汉依然不能完全落实“四类人员”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情况下，市内的传染源依然没有被全部发现，走出家门采买生活物资的人群中，不可避免地隐藏着尚未发现的或尚未出症状的感染者。这些潜在者走出家门之时，也就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前一阶段的封城禁止机动车移动的工作前功尽弃。基于此，必须改变当前的生活物资配送至各小区超市，各有需求的居民到附近超市采买的半市场化后勤保障模式，而换以统一分批配送至家门的战时模式。这种模式既可以杜绝传染源再流动，也可以切断健康人被感染的途径，还可以保障社会空巢老人、行动不便、不出门就没有经济来源的人们的基本生活，更可以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的以人民为中心，以解决民生为根本的宗旨，能够切实让人民体验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党的温暖。

这种配给到家门的生活物资分配模式实施的最大障碍就是生活物资来源、适时生活物资需求信息收集、物资配送人力问题。从武汉市目前各超市的运行来看，居民生活物资是充足的，完全足够按家庭需求进行分批配送。适时生活物资需求信息收集，由于几乎每一个小区都有物业公司和业主委员会，且多数都建有QQ群或微信群等，因此，这个工作具备完成的技术基础。物资配送人力问题的解决有两个渠道，一是征用现有的快递外卖系统，而是征召党员和热心群众组成各环节志愿者服务队。此外，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实现军人配送或无人机、智能机器人配送。基于此，生活物资战时配给制，完全具备现实操作基础。

其次，必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帮助群众构建互助机制。这是有效控制健康人群再流动的最经济之路，也是战时物资配给制顺利实施的关键。

市场条件下，群众彼此独立，其生活体系依赖于市场，依靠自身既可以实现生存和生活。封城条件下，群众自助生活的市场体系被部分阻断。这时，如果没有一种他助机制填补被阻断的部分，群众就会陷入恐慌。抗击疫情蔓延至今，基层群众的恐慌情绪一方面来自于对病毒传播的畏惧，另一方面也来源于孤军奋战的无助。在这种情况下，在我国现行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基层单位的党组织可以构建他助机制，帮助群众建立互助机制。组织群众和依靠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关键，是其最大优势。在疫情进一步蔓延的情势下，正是基层党组织发挥这个最大优势之时，也是群众的热切期盼。整个过程中，虽然各系统党员干部冲锋陷阵，带头奋战在第一线，但多数都是有担当的党员的自觉行为，而非组织行为。在满足基层群众的生活物资需求领域，有效组织党员和群众进行互助的组织行为还不是常态。

再次，各级决策者必须改变抗击疫情的理念，由服务变为管理。这是当前有效控制健康人群再流动的决策支撑。

目前疫情的全国蔓延之势已经演化成一场全国性的抗击病毒传播的战争。战争条件下，仅有服务意识只会导致犹豫不决、讨价还价、扯皮推诿等而延误战机。只有采用强制色彩的管理意识来处理问题，才可以迅速有效地解决问题。以武汉为例，在封城之始，如果武汉市政府能够用管理的意识征用适合隔离的宾馆、学校、商铺、民办医院等，而不用顾虑产权和使用权等和平条件下使用问题（后来的事实证明，大多数宾馆、学校、商铺、民办医院所有者和经营者都是愿意无条件支持的），疫情就不至于演化成今天的加速蔓延之势。征用过程涉及的经济问题，完全可以在事后再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

第四，各层级必须建立统一物资调拨和分配系统。这是当前有效控制健康人群再流动的技术支撑。

这个工作目前看，湖北省外完全可以做到，湖北省内尚未完全理顺。湖北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充分利用信息科学技术和工具先做好相关统计和协调，再调动各个单位进行纵向和横向衔接。

第五，各层级的垂直分工必须明确。这是当前有效控制健康人群再流动的制度支撑。

党组织系统、政府系统、社会系统中，以及两个系统之间都必须有清晰的分工。党组织作为领导组织，其职责应该首先是决定解决问题的方向、原则，以及具体路径。政府系统作为执行机构，其职责应该是根据党组织制定的方向、原则、路径制定具体措施并实施。社会系统作为最终承接者，其职责就是积极响应和配合。各个系统在履行自身职责的同时，也需要依法拥有一定的灵活应对空间。 危机面前，危难时刻，控制疫情的关键阶段，感染的群众需要精心全力救治，尚未感染的群众更需要被组织和精细的服务。唯有如此，才能缩短这场战役的时间。

（转自：http://www-kunlunce-com.webvpn.cug.edu.cn/rsyy/fl111111111/2020-02-08/140343.html）